“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”——儒家思想方法论的永恒魅力, 儒家思想以切合人事、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,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入世旨趣,可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温馨、最可亲的组成部分,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,所谓“于道最为高”“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”。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与显著价值,古往今来人们已有非常充分的概括总结。我这里仅仅想就儒家的思想方法论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。, 浓厚的朴素辩证认识论精神, 儒家在观察问题、分析问题上,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,就是善于“杂于利害”,见利思害,见害思利,讲求“适度”,不走极端,体现出浓厚的朴素辩证认识论精神。, 有句名言:“福兮祸所伏,祸兮福所倚。”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,即使是同一事物的内部,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、互为渗透的属性,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。, 儒家也善于以普遍联系、相互依存的观点、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治国安邦问题。在他们看来,其理论的基本范畴,如“德刑”、“礼法”、“治乱”、“宽严”、“义利”、“王霸”等等,无不以相互依存、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,一方不存在,对方也就不存在。这正如老子哲学中的“美丑、难易、长短、高下、前后、有无、损益、刚柔、强弱、祸福、荣辱、智愚、巧拙、大小、生死、胜败、静躁、轻重”一样,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。不仅是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,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之间相互对立、互为渗透的属性,都包含有“利”与“害”的两种倾向。天下万事万物,没有无害之利,也没有无利之害,两者如影随形、相生相成,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,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,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致胜的因素。因此要求人们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,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,正确地对待事物的利害得失,趋利避害,防患于未然,制胜于久远。, 为此,儒家才坚定地提倡“适度”原则。儒家普遍认为,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,做到不偏不倚,无过无不及,具体做法便是“执其两端而叩之”,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,辩证看待问题,凡事不走极端。这种思维方法早在其开创者孔子的重要思想命题上皆有反映:如天人关系方面,既不否定鬼神、天意的存在,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;政治秩序方面,既肯定君臣尊卑、父子上下关系的天然合理性,又主张“臣事君以忠,君使臣以义”;文质关系方面,既注重内容,又注重形式,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,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;理想追求方面,既追求大同,“祖述尧舜”,又憧憬小康,“宪章文武”。总之,一切要“允执其中”。, “允执其中”,就是要避免“过犹不及”极端情况的发生。譬如,“礼”“乐”皆为治国安邦的基石与鹄的,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,但是,一旦过“度”,则必然走向反面,背离其初衷:“乐者为同,礼者为异。同则相亲,异则相敬。乐胜则流,礼胜则离。”所以,反映在治国问题上,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,必须做到文武并用,刚柔相济。而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,必须做到谦益节制,兼容并蓄。既然事物发展到极端,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,走向自己的反面。这就给统治者以重要的启示,在治国上不能急功近利,急于求成,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,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,必要时需安于现状,所谓“素富贵,行乎富贵;素贫贱,行乎贫贱;素夷狄,行乎夷狄;素患难,行乎患难”。一句话,目前是什么状况,就安于什么状况,不羡慕分外的东西,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,博采所长,使品德各异、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治国中都能发挥自己的不同作用。, 不断强调的“忧患”意识, 儒家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论逻辑展开,使得它的文化精神中,合乎自然地蕴涵了一个常为人们所忽略,但却十分重要的内容,这就是强烈的“忧患”意识。, “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”,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儒家,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传统,即朝乾夕惕,忧患系心。孟子尝言:“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”,又说“人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。欧阳修也强调指出:“夫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忧患意识,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倍加珍视、积极弘扬的宝贵遗产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有言,“敖不可长,欲不可从,志不可满,乐不可极”,它提醒人们最大的危险,来自于志满意得,放松警惕,沾沾自喜,无所用心,让胜利冲昏头脑,让太平消磨斗志。一句话,一个人,一个团体,乃至一个国家,所面临的危险,通常不是在身处逆境之时,而往往是在高歌猛进、所向披靡的顺境之中。, 北宋大儒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有两句名言: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。这实际上是儒家忧患意识的简洁表述,说的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如何做人、怎样处世的深刻含义。其中“出淤泥而不染”所表达的是,一个人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,自尊自强,从逆境中奋起,从挫折中进取。而“濯清涟而不妖”,则是喻指人在顺境中始终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清醒,不忘乎所以,脚踏实地继续前进。, 由此可见,一个人在逆境中奋斗、自强固属不易,而在顺境中善始善终、戒骄戒躁、自重进取其实更难。而只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人,才能够始终秉持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的古训,“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”,最终跨越这个巨大的陷阱,实现人生的升华。儒家思想方法论的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,正是集中体现在它所强调的“忧患”意识之中!, 积极坚持的“更化”立场, 儒家的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,也反映在其把握“经”“权”关系上。所谓“经”“权”关系问题,其实质性的内涵,便是体现为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,一方面要强调原则性:“执中”、“执一”、“守经”;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活性:“便宜从事”、“行权”、“通权达变”。“经”“权”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大智慧,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。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(或者说原则与实践)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创造必要的契机,提供适当的手段。, 儒家的“经”“权”观对于儒家思想的形成、发展与贯彻落实,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。, 第一,受“经”“权”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,儒家在治国方面确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,如等级尊卑的有序管理模式、德治教化的价值取向原则、正己及人的管理示范形态、仁义礼乐的人本管理精神、用中适时的管理操作方法,等等,这些都属于“经”的范畴,都是必须坚持、不可动摇的大经大法。与此同时,儒家也不排斥“权”的合理性与必要性,如以动用刑罚来补充单纯讲究德治的不足,以承认合理利益来完善单纯提倡仁义的欠缺,以天下一家、诸生平等来克服单纯讲究等级名分的矛盾等等。, 第二,受“经”“权”理论的指导与规范,儒家遂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迁、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。既然从事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,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通,有所调整,有所改进,那么,上至治国,下及修身,也同样可以依照这个一般规律,不断丰富其原理,充实其手段,而不应墨守成规,固步自封。因此,董仲舒可以在面对雄才大略又刚愎自用的汉武帝策问时,有勇气直斥当时汉朝政治之失,危言耸听地形容汉朝的统治秩序为“粪土朽墙”,随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,而不遗余力地鼓吹“更化”,主张改弦更张,另起炉灶。,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念作坚实的支撑,儒家思想在其总体精神不作重大改变条件下,其具体细节、具体方法总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调整与充实之中,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时期的各种需要,即所谓“苟日新,又日新,日日新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建立在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儒家“经”“权”理论,的确是儒家思想能够与时俱进、更化嬗变的不竭生机与强大动力。儒家以朴素辩证法为内核与精髓的思想方法论,则是值得我们在这个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转型过程中,加以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掘的一份遗产,它弥足珍贵,足资启迪,无可置疑地富有永恒的魅力。 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), (来源:北京日报 2022年12月05日 第11版) |